没有行政性规范文件依据，行政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是法不禁止即自由理念在立法监督环节的反映和具体化。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中列举了书面行政出发得不计明理由之情形，主要包括（1）未限制人民权益者。合法性因素包括主体资格和职权、依据、条件、程序、结果等。
在语言哲学的范围内，模糊的经验说一些含义的限制，真理的性质（存在真理的价值而非真和假）或语言的性质，但是性质与原因的模糊可能与法学理论无关——只有事实（经验）模糊。本文的宪法监督为广义上的宪法监督，在合宪性分析时，为了便于与合法性、合理性的比较，为狭义的宪法监督。Xing Yang Yang v. US.,770 F.3d 294. 64 陈昌新等诉平阳县国土资源局合同案，(2014)温平行初字第138号，北大法宝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10日）。例如，资格、技术标准、许可、要求、程序并没有单一含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专业背景，它们每一个可能被进行不同解释。2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英]科尔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9页。
单一的民主原则无法消除与法治原则的冲突，需要通过司法审查来解决。关于软法，新政策应该以要求在先政策适用的方式加以解释，对于一贯适用产生个人合法预期的政策，尽管政策已将要变化，仍保护产生的合法预期，对于未公开的政策变化，将持续遵守先前的政策，但做出新的决定时，依据的客观环境发生实质变化除外。我国学者在分析地方层级时混淆了外国地方制度法中地方自主事权的层级与中央委托事权的层级。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三）具体方案条款的解释 为实现第3条第4款所规定的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宪法第三章在地方组织、人事和职能等各个具体方面都设置了配套方案，从而使各级地方能够自我负责地处理本地方公共事务（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监督）。传来权理论中所谓地方事权都是中央通常以法律的形式授予[21]之说，只看到了法律保留，而忽视了法律保留背后地位更高的固有权框架。[73]不过，横向功能分化在实践中更为显著也更能得到宪法的支撑，因为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在宪法中本就存在明显的权力分工，但纵向功能分化却需要适当的宪法解释予以推导，此种推导有助于促进一个功能分化、协调互补的纵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
[48]新中国宪法下作为双重性机构的地方政府起源于单纯的中央垂直对口部门，并经历了两次转变来不断加强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二）更新的宪法实践与停滞的传统理论 单一制国家在何种层面上存在地方事权？回答这一问题并检验前述各种理论的根本标准在于且仅在于宪法实践。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其在单一国家，无论分权至如何程度，其地方团体的事权，总系经由中央政府以普通的法律或命令规定，所以地方团体的事权，初无宪法的保障。[36]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
再如我国1919年（民国八年）9月7日颁布的《县自治法》第36条规定，县参事会的参事由县议会选举半数，由县知事委任半数（县知事由省长任命，为中央政府之代表）。[53]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48-249页。第3条第4款中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都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前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等，后者则包括地方各级人大（及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44]统一领导、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三个开放的不确定概念虽具弹性，但结合两个封闭的不确定概念及第三章的具体方案却可以得到理解。[18] 代表性论述为[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最初在根据地时期，边区政府为实现地方治理上的统一领导，大规模设置垂直对口部门，县区等地方政府本身则遭到虚置，这虽然强化了中央控制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原垂直对口部门逐渐改为同时由地方政府统一领导并兼具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身份，其结果是增强了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56] 孙波：《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57]而各级自主事权的划分就是在这些不同的连环之间进行的。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层层垂直管理的环保执法如何能够实现扁平化的效率提升？而地方组织法1995年修正时将环境和资源保护职权授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第8条第3项和第44条第4项），这是否构成欠缺审慎考虑的仓促之举？ 例二是文首所述的国务院2016年《指导意见》。
所谓单一制，就是统治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存在与权力均依存于中央政府的国家结合形式……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地方受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42] 如法国的省长（préfet）依宪法第13条第3款由总统任命，而非由省议会选举[29]虽然我国检察权性质的争议似乎渐渐淡去，但是监察体制改革再次吹皱一潭春水。可见，改革者的意图是将监察委员会塑造成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并列的、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的国家机关。[56] 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37] 同前注28，陈卫东文。
在这个体系中，监察委员会和检察院各司其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第二，检察院的监督对象覆盖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主体，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职权行为合法性的全面监督。
[④]权力制约指以社会各种控制手段规范公职权力的合理界限的一切活动，这些控制手段必然表现为一种权力，因此，权力制约实质上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性质上讲，检察监督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评价，在被监督的权力尚未行使之前即予以评价，就属于权力的越界，事实上会形成法律监督权对其他国家权力的不当干预。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一种观念，即认为制衡专属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体来说，制衡是一个异己的、不相容的概念。可见，监督行政权依法行使始终是行政审判的目的之一，而2014年修订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不再提司法对行政权行使的维护职能，更加突出了监督功能。
此外，从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组织机构和职权来看，用位高权重来形容它应不为过。从层级上看，权力制约应当是监督和制衡的上位概念。吴建雄：《检察权的司法价值及其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0期。[57] 参见前注22，陈光中文。
在判断国家监察权的性质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定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之前，需要先界定几个基础概念：权力制约、监督与制衡。[52]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提出监察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53]监察监督的终身性正是构建上述机制的必要条件。
[⑥] 夏正林：《权力制约中的监督与制衡》，《检察日报》2017年2月22日，第7版。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对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
[⑨]由此可见，所谓制衡即制约平衡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工作流程中给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工作伙伴设置制度性关卡或限制，符合标准就放行，否则不予放行。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判来实现。
既然监察委员会全盘吸收了行政监察部门的职能，并且与纪委合署办公，显然也就一并接收了相应的监督方式。监督是指由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察和督促。[④] 侯志山、侯志光：《行政监督与制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等这一改革正式全面铺开以后，从监察部到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都将被撤销，检察院的机构人员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31]当然，也有人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不改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除非有进一步的体制变革，否则检察机关仍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的程序性除了体现在检察权必须依法定程序行使，更重要的就在于检察权的行使仅仅具有程序的意义，而不是具有终局和实体的意义。
在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监督的范围应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要排除抽象行政行为。之所以存在监督阶段的不同，是因为监察监督的对象是自然人，而检察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
不论分权与制衡理论和社会主义监督原则对该问题之论述差异何其大，有一点共性不容置疑：权力制约原则乃宪法基本原则。从《改革试点决定》的内容来看，监察委员会全盘接收了行政监察部门的职权以及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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